“唐宋八大家”一词自明代以来就被广泛使用，现在也用在各种文学史上。然而，八名成员仍然没有统一的排名。有些人认为很难统一，他们认为说得多一些并共存会更好。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更一致的排名。

排名被认为是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掌握排名标准的问题。有些人主张遵循时间顺序，有些人主张遵循文学成就的顺序，有些人主张遵循古代散文选本中有多少篇文章入选的顺序，甚至有些人主张遵循人们关注时间的顺序，意见不一。我认为排名的标准应该首先考虑到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内涵，即“古文八大家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在促进和实践文体变革(包括散文和诗歌)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这应该是第一个标准，不能偏离。当然，没有必要绝对。还必须适当考虑时机和文学成就。如唐代韩愈、柳宗元的排名相对一致，既有内涵，又有年代学意义。

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，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。苏东坡称赞他为“八代散文的衰落”。他的文章气势恢宏，豪放奔放，跌宕起伏，新颖简洁，逻辑性强，融汇古今，无论是议论、叙事还是抒情，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，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。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，他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华丽文风，提倡平淡流畅的散文，自然被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和第二位。既然开头应该这样安排，它就有了内涵和时间的意义，这也就意味着宋代六书的安排应该遵循。

有人主张将朝鲜和刘的文学贡献与宋代的六家相提并论，从而打乱了唐宋之交的时代。例如，有人根据历代选文的数量，将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辙列为“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苏辙”。我认为那真的没有必要，也不合适。我们说的是“唐宋八大家”，而不是“八大家”。我们应该强调提倡文学风格而不是文学作品。此外，很难认真比较他们八人的文学成就。

主要区别是宋代六人的排名，尤其是欧阳修和“三苏”。目前，比较引人注目的排列方法，如百度百科，把“三个苏”放在欧阳修之前，在这位学者曹宗国看来，是非常不恰当的，因为它违反了崇尚文风的原则，也违反了时间顺序。

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开创一代文体的文学领袖。他领导了北宋的诗歌革新运动，继承和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。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他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，从而创造了一代文风。欧阳修秉承韩愈的“随书”精神，强烈反对华丽晦涩的“时尚写作”。他提倡简单、有条理、流畅和自然的风格。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而广泛，形式多样，语言优美，情感和韵律美，音乐性强。许多著名的文章，如《醉翁亭记》和《秋声赋》，历代都有发表。欧阳修在改变文风的同时，也改革了诗文的风格。在历史方面，他也有较高的成就。欧阳修是作家兼“文博”。同时，他也是苏轼和许多人的老师。因此，欧阳修应该排在宋代“三苏”之前。

苏轼在“三个苏”中为文体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是自由派的创始人，但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却是微不足道的

王安石和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。他们掀起了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轮古文革新浪潮。王安石的散文直截了当、言简意赅、哲理性强、铿锵有力、文辞犀利、议论生动。他创造和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散文风格，即推理透彻、论证严谨、逻辑缜密、表达清晰、注释融会、议论深刻。从文学的角度看王安石的作品，他在诗歌、散文和文字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，在他的大力推动下，消除了宋初盛行的浮华和浮华。然而，曾巩主张走先写之路，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。曾巩的散文作品丰富，尤其擅长讨论和叙述。他的议论文很精彩。它没有树枝和卷须。它充满了曲折、平静和真诚。叙述清晰、简洁、生动、有趣。他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在他去世前就已广为人知，在他去世后更是如此。

虽然苏洵在文风上继承了《孟子》和韩愈的议论传统，形成了自己雄浑的文风、清晰流畅的语言、反复辨伪的风格，充满了战国统治者的色彩，但他在文风创新上的作用和成就明显不及王安石。苏辙对古文创作也有自己的见解。他擅长政治和历史理论。他的写作风格博大精深。他有一种深沉而柔和的气质。他在《傅》中也写得很好。然而，他的成就和影响不及王安石和曾巩。排在他们前面是很成问题的。

因此，从风格和成就来看，唐宋八大家应该是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，宋代的欧阳修、苏轼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辙。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安排违反了时间顺序，打破了人们习惯称呼的“三个苏”，那么也可以用“唐有，宋有欧阳，三个苏，曾王”来概括。